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院长:我们要为世界培养跨界解题者
以前,当我们谈及商学院教育,财务、会计和营销是三项核心科目,它们甚至被一些学生戏称为商学院的“嫡子”,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。但如今的商业现实已大不相同,由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趋复杂,商学院需要培养更多拥有整合思维,能够解决难题的商业领袖。
对于这种转变,牛津赛德商学院(Saïd Business School,SBS)院长彼得·图法诺(Peter Tufano)认为,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面临的“外部因素”发生了变化,其中包括不同文化中的复杂规则、科学、技术的发展,以及政策知识的改变等。
彼得·图法诺(Peter Tufano)
在这个 “反权威”、“反经验主义”的互联网时代,年轻不再代表稚嫩和不足。成立于1996年的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虽然年仅“20岁”,在古老的牛津大学中资历尚浅,但它却被誉为欧洲发展最快的商学院。其MBA人数由最初的65人发展到如今的345人。
担任院长的5年时间里,图法诺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赛德的发展之路,如今其战略已基本清晰:依靠一流大学丰富的学术资源充分进行跨学科交流,为世界培养有责任感和创业精神的商业领袖。
赛德的实践为年轻商学院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——发掘自身优势,积极推动教育创新,为难题丛生的世界培育解题者。
来牛津之前,图法诺已经在哈佛商学院度过了22年的教职生涯,是负责规划和学院事务的高级副院长。图法诺从本科到博士都就读于哈佛,因此被形容为“流淌着哈佛的红色血液”。他为何从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全球顶尖商学院,远渡重洋来到赛德这样一所年轻商学院?我们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。
问:在长达22年的哈佛生涯后,为什么你会选择来赛德商学院做院长?你想在这里打造一所怎样的商学院?
彼得·图法诺:哈佛商学院非常出色,但它和整个哈佛大学联系不够紧密。目前全球很多商学院都独立于大学,比如伦敦商学院、英士国际商学院等,还有一些虽隶属某个大学,但和其他学院关系也很松散。
我不想在这里复制一个哈佛商学院,而是希望根据牛津大学特有的资源和积淀,构建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商学院教育新模式,建立一个在全球前所未见、独一无二的商学院,做连哈佛都没做到的事。
我曾在哈佛法学院和商学院联合授课,并和经济学院、肯尼迪政治学院、社会学院都有过研究合作。我发现在学术和教学生涯中,那些最有价值的成就都来自跨学科交流,它给我带来了富有生机的研究和教学想法。所以在我看来,最成功的商学院应该是和大学,特别是像牛津这样的一流大学紧密整合的商学院,这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而之所以选择牛津大学,是因为这里的学院制度很现代,不同科系的学生和教授们混居在不同的学院中。我们一起吃饭,每天都有机会自然地进行跨界交流和沟通,赛德是实现这一构想的最佳场所。
问:你如何通过课程创新实现这一目标?
彼得·图法诺:我是赛德的第四任院长。牛津此前已经有很多联合课程,比如经济和商学院的本科课程,工程学、经济学和商学院的联合课程等,这些双边或三边课程是最受欢迎的选修课。我们现在推进的模式就建立在这些基础上。
我们的课程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:质量、独特性和价值观。首先我希望来到这里的学生能得到媲美任何商学院的出色教育,然后通过课程嵌入,打造独一无二的教学体验。
过去5年里,我们主要做了4件事:
第一,构建商学院和牛津其他学院建立联合课程的能力。也就是我们的“1+1 MBA学位”。哈佛大学有3个联合课程:公共政策、医药和法律;而我们已经有大概13个。你可以将赛德的MBA项目和4个环境学硕士课程、4个教育学课程、以及包括刑事学、社会学、计算机、音乐、美术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研究相结合。我们邀请其他学院老师来上课,或让这些老师为商学院提供教材,向学生开放多个科目的课程。此外还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方式,比如学生自己组织活动,在课余时间与其他科系学生一起探讨能源等环境问题。
就读“1+1 MBA学位”的学生,两年后除了获得MBA之外,还能获得一个其他科目的硕士学位。当然,能够通过选拔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,他们向我们证明了自己有完成科目的能力。
第二,GOTO。这是一个关于全球挑战和机遇的项目,全称是“Glob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,Oxford”(全球机遇与威胁,牛津——编者注)。当今影响全球商业发展的大事其实并没有体现在商业教育中。如果你问某个CEO未来25年从根本上影响商业的是什么?他会提到人口变化、自然资源短缺、数据变化、劳动力结构变化等。但是商学院教育往往很少触及这些话题。我们要补上这一课,借助牛津其他学院优秀教授的力量,将这些话题嵌入我们的课程中
。
第三,在领导力或价值观的教学中引入其他学科价值。我认为,对价值或领导力的理解并非商学院所独有。对于价值观如何渗透到我们的决策和评价过程,各个学科理解不同。追根溯源,研究领导力的是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等。所以,为何不将这些科目融入到领导力教学中呢?因此,我们邀请不同学院的教授与我们合作,围绕价值观等内容整合教学。
第四,Lauchpad(发射台项目),它是整个牛津的创业之家。明年我们会大幅扩张这一项目。同样地,实践证明那些最出色的创业项目通常是来自科学、人文专业跨界合作的创业项目。
总体来说,我们的宗旨是做任何事都要思考如何利用牛津这个丰富的资源库。这是对传统MBA教学的极大补充,而赛德将这部分体验融入了整个牛津的教育中。
问:能否具体谈一下,如何通过课程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?
彼得·图法诺:首先要确保学生掌握基本的商业知识,拥有和其他商学院毕业生同样的能力。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增添附加价值。
现在全球面临很多难题和挑战,但解决方案不只一种。比如说非洲供电难题。这个问题非常复杂,需要基本的商业能力、技术和政府沟通能力。我们来看三种最典型的解决方法:创业方案、商业方案和大型项目方案。
创业方案是通过发明太阳能电灯等方法为个人或社区供电,赛德的毕业生创建了两家这种类型的公司。
商业解决方案是,思考能否和通用电气、西门子等大型制造商合作,以便采用大型工业解决方法解决这一难题。
另外,我们也可以和公共及私人领域合作,采用大型项目、基础设施项目的方式,比如通过和政府合作建立大型供电厂或供电系统。
三种方法完全不同,需要不同的商业技巧。从商学院角度,我们希望提供给学生这三条路径所需的能力,因此在责任教育、大型项目、创业方面都投入了很多。
问:你认为创业是可以学会的能力吗?
彼得·图法诺:在这里我想重新定义一下创业。商学院大多教的是金融、会计等技能,但多数学校都有体育课,安排这类课程并非因为想让学生成为运动员,而是因为体育能教大家一些在课堂上学不到的能力。同理,创业课程也会让学生学到一些独特的能力,主要包括以下四点:
团队合作。创业项目很难靠单打独斗存活,你必须依靠团队合作。
关注顾客。一些金融核心课程不会涉及这个方面,但创业必须要关注他人,也就是顾客。
学会应对失败。在牛津或北大、清华这类学校就读的学生多数都没有太多的失败经验,但是创业失败的可能性极高,学生必须了解什么是失败。
坚持到底。我们的学生通常生活得很有规律,某个课程或者实习项目的长度划分了他们的时间,但是创业不同,创业无止境。
我认为这四项能力对学生非常重要,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品格(character),即使他们不去创业也应该学习。你无法教一个人如何成为创业者,但可以教给他们这些技能的经验。
问:在许多调查中,多数学生就读MBA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咨询公司或者投行,获得更高的薪水,这类课程是否偏离这一目标?
彼得·图法诺:我认为今天的学生是想要实现自我和改变世界,而且希望能更快地承担起这些责任。的确,有很多学生希望在毕业后从事金融、咨询工作。但也有一些想要创办社会企业或创业,我们都非常欢迎。虽然这些学生的薪水可能无法在毕业三年后最大化,这会影响赛德的排名。但你不能表面宣称鼓励年轻人创业、鼓励他们改变世界,而在现实中光说不练。现行的商学院排名体系不利于改变这种现状。
问:你本人也是一名优秀的社会企业家,为什么今天的企业特别需要社会责任?
彼得·图法诺:企业的第一个角色是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,第二是为雇员提供好的工作,第三是让股东和利益相关方获得资本回报。
除了这三点,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要求做两件事。
第一,不要造成危害。假如企业认为自己可以无限使用水资源、污染大气,其实就等于把他们的问题留给别人去解决。时间长了社会和政府就会表示谴责。因此,不造成危害对企业来说就是解决经济学家所说的“外部性”问题。
第二,在可能的情况下解决全球性问题,弥补政府职能。例如,公平贸易咖啡的出现,就缘于企业主动提出要以自己的方式补贴那些咖啡豆种植者。企业应当明白自己的行为将带来哪些积极或消极影响,在环境保护中主动出击。
另外,对于社会企业来说,我还要提醒一点,这一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。因为想要带来体系的改变须进行田野调查、试验以及企业和政府的不断实践。耗时一般至少5-7年,不能一蹴而就。
转自哈佛商业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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